最近，“处理”了几个“负面新闻”，很是有些焦头烂额。

　　本来在我的脑中心中，是无所谓“负面新闻”的。就新闻学的一般规律而言，所谓负面是一个受众概念。而关于大众媒介如何干预受众的观念，从强作用理论、到议程设置、再到涵化理论，洋洋大观、汗牛充栋，贯穿了整个传播史。有极宏观的，如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也有极微观的，如某电视节目如何影响某社区的儿童。话语的层次不同，角度不同，结果也自不同。

　　西方新闻学有所谓“Bad news is good news.”，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媒体，确实有些牛人能从坏消息中觅得商机。而对不同人，同样的消息意味大不相同。君不见很多人，能从普通百姓视之味如嚼蜡的新闻联播中解读出种种政策变动信息。一些人甚至专门培养出了从正面消息中翻译出负面信息的“恶趣味”。

　　而即便出于善意采集的信息，满载“正面”辞藻，也有成为“负面新闻”之虞。就比如说吧，某企业就某个工艺的流程改进，大幅予以曝光，但是该工艺在其竞争对手那里十余年前就已实现，最后落得个贻笑大方尤不自知。所以有那最最高明的，No news is good news。

　　其实，以上种种，恋爱中的男女是最有体会的：)所以，我总觉得，负面实在是个与新闻八杆子打不着的概念。你可以说有失实新闻，但这“负面新闻”可真是一部糊涂账了。

　　不过，那些“负面新闻”的苦主可不这么看。在他们看来，这“负面新闻”首先是有碍观瞻，如自然人一样，这法人、机构人、单位人也都是要脸面的。但是人有千好，终有一丑。而你将不雅之处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不是负面是什么。再者说了，这新闻说了实话倒不打紧，但是如果影响了我的社交家庭，影响了我的就业分配，这可就更是十足负面了。在苦主眼中，这负面与否，当然应以自身为标尺，而非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受众。

　　更深一层，这些苦主的另一自然逻辑，是从那朱门大户的门缝中，远远地打量你是否别有目的：或是出于竞争对手授意，而刻意中伤;或是媒体欲损人而自肥，挟话语权而自重。这时负面，就从受众观念，跨越传播途径、文本，而直指人心了。每每想到这里，我总有些骨子里冒寒气，这数千年官文化的源远流长也太可怕了些，斗争思想简直是无处不在。

　　因为有了这样对负面的认知，对媒体自然也不能宽容。而媒体也便从一个对新闻事实负责的机构，变成了一个对事实影响负责的机构。天可怜见，即便对于对新闻事实负责，很多媒体还力有未逮，遑论对人心负责?这可是个数千年来无数科学家、哲学家都没有搞明白的问题。

　　说到底，不宽容还是源自不相信。见惯了媒体随风摆柳，不相信媒体有自主权。见惯了斗争，不相信有单纯的话语。见惯了对受众的操纵，而不相信受众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要知道，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如果对此没有认同，自然就难有宽容。

　　而这种非彼即此的不宽容，在媒体上的反映，就是言论的一边倒，事实的千篇一律，长此以往，自然就是更加的不相信。如此循环往复，言论的空间仅留一隙，所有人都会觉得难以透气。

一字一句

抑扬或是顿挫

7天前

乌云笼罩西南

汶川 北川 德阳 都江堰……

檐壁如雨落

6天前

汗混着雨 和血

战士眼泪飞舞

“求求你，

让我再救一个”

5天前

爱在重压下倾斜

“宝贝，记住

妈妈爱你，

如果你还活着”

4天前

黄金开始褪色

死神的蛛纹

攀上断壁乱辙

今天

奇迹还在坚持

两个

今天，我的博客是黑色

眼泪是白色

　　5月1日，政务信息公开条例已正式实施。但从此次地震看，若要做好信息公开，不仅要考虑到日常的信息公开，各政府部门针对突发事件的信息公开有必要制定专门的预案。这是因为，突发事件往往关注度高，无论是咨询电话还是网站，都极易产生极高的“瞬时流量”。如果仅着眼日常公开，则显然无法应对。

　　这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增加IT投资。至少可以从两方面可以改进：第一、建立部门间的资源调度机制，借用外部的话务或网络资源缓解瞬时压力。第二，预先制定突发事件网络或话务访问模型，针对此时人们的心理应对，制定科学的网络投资方案。

　　工业和信息化部：通过对网友留言和其他渠道收集的“吸费号码”进行回拨测试，发现目前“响一声就挂”电话主要有三种情况，大部分是不法分子诱骗用户回拨电话并宣称用户中大奖进行诈骗活动，部分是“六合彩”信息宣传，少数是一般广告宣传。其中大多数号码回拨后听到的是个性化铃声，并未发生实际通话，因此未被扣取任何费用;少数号码回拨后听到的是终端设备或者语音信箱的录音信息，被收取正常的通话费，没有发生高额信息费。(工信部网站)

　　移动运营商：从现在的计费原则和技术处理角度看，用户回拨号码不会产生巨额话费，像网上所说的每分钟上百元的巨额吸费，是没有可能的。虽然用户对运营商通过技术手段预防吸费的期望值很高，但目前通过技术手段的确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北京青年报)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骗专家金警官：工业和信息化部对65个吸费号码的回拨测试所得出的结论并不科学，“高额吸费”诈骗确实存在。(法制周报)

　　目前，由于无一例吸费受害者出现，因此，运营商和工业和信息化部的表态更具权威性。而金警官的话很大可能被人误解。(如中国移动业务支撑部规划处副经理宁宇所分析)但在当前的这种舆论环境下，不仅移动运营商不被信任，连移动运营商的上级主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真实性也遭受质疑。

　　而信任度总是与用户日常的服务感受有关。虽说中国移动运营商的服务近年来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在运营商和用户之间，仍然笼罩着巨大的知识迷雾，这一知识迷雾，不仅受限于电信业自身的高技术特点，也与运营商服务细节有很大关系。

　　具体到电话吸费问题，虽然如运营商所说“目前通过技术手段的确很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却可以通过服务的改进来解决。比如，运营商网上营业厅可以改话费清单查询为话费清单订阅，为有需求的客户，每月提供电子邮件话费清单服务。再比如，可以提供大额话费提醒服务，如发生异常话费，第一时间发出短信提醒。如果能够做到这两点，回拨吸费问题的真相自然大白天下。

　　某厂商主管多媒体业务的领导在谈到中国增值业务开展的教训时，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用户对运营商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不仅需要去“整顿”代理商和SP，也需要实实在在地做出为用户着想的服务改进。

　　至于对移动运营商与非法业务提供者沆瀣一气的担心，可以设立监管部门解决。监管者与运营商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同盟，则交由法律处理。

按照中国移动发布的2007年度业绩，其2007年向用户收取话费2265亿元，月租费208亿元，而总的通话分钟数为18189亿分钟，平均每分钟话音业务向用户收取0.136元。

而中国联通方面，其GSM网络2007年收取通话费351.1亿元，月租费69.65亿元，总通话分钟数为3414亿分钟，每分钟话音业务收入约合0.123元。CDMA网络2007年的总通话分钟数为1254亿分钟，通话费为139.4亿元，月租费为45.75亿元，每分钟话音业务收入约合0.148元。

也就是说，如果你用的是联通CDMA网络，你实际为每分钟电话所付费用比用中国移动更贵。而如果你用的是中国联通GSM网络的话，每分钟比中国移动用户要少花1.3分钱。

中国联通GSM用户平均一年的通话时长是2990分钟，也就是说一年下来你只能节省不到40块钱。

单就月租费而言，中国移动每用户每年月租费58元比联通的56元也高不了多少，而用户在移动58元的月租费下，每月的通话时长为455分钟，中国联通GSM的则只有250分钟，C网为263分钟。看不出中国联通资费套餐对用户多打电话有多大的激励作用。

事实上，中国移动用户与中国联通用户相比，最明显的差距是用户行为。中国移动用户一年平均下来打4925分钟电话，而中国联通GSM用户一年只打2830分钟，CDMA用户每年只打2990分钟。

站在中国联通的角度看，其与中国移动的差距是很难吸引到高话务量用户。而在通货膨胀已成现实的今天，其资费便宜的优势表现得并不明显。

百俊难遮一丑：重组形成什么样的预期？

业界流传已久的“5合3”重组进入实施阶段，国内运营商逐步展开实质性的整合步伐。由于保障了各方利益，该方案获得了重组涉及的五大电信公司以及海外投资机构的欢迎。

而从业内的反应来看，大多认为重组具有以下几点好处：

1，  有助于形成更均衡的竞争结构。重组之后，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获准进入移动通信市场，中国移动一家独大的态势将被打破。

2，  有利于促进更有效竞争。在任何一个单一市场都有三家实力较均衡的运营商参与竞争。

3，  符合全业务发展趋势。两大固网运营商分获联通两张移动网络，中国移动通过并购铁通进入固话市场。

4，  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中移动、中电信、中网通的实力都得到增强。中联通的双网互搏问题完美解决。

5，  有利于启动3G市场。三家移动运营商分别运营三种制式的3G标准的格局，使得中国启动3G的风险因素降到最低。

但是，以上主要从重组的结构性因素来看待重组带来的改变，而忽略了重组中企业及企业员工这些个体的行为思维对重组的影响。事实上，在现代经济学中，预期往往比结构性因素更能决定经济形势的发展，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专辟两章研究预期对就业和资本的关系。而公众预期对股市涨跌的作用也早为人们所见。

甚至在更大的层面上，预期左右着基本制度的有效性。经济学家樊纲就曾经举过这样的例子：“如果预期改革开放政策‘一百年不变’，市场经济将来会有更大的发展，我们有点钱就可能琢磨着如何去投资，去搞个公司建基立业；相反，如果我们预期政策过两天就会变，我们有了钱就可能更想把它吃光花净。”

而电信重组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预期呢？对于近些年经营饱受挑战的固网运营商来说，电信重组意味著，我们都是国家的孩子，国家总不会不给我们一口饭吃。这事实上从心理层面极大地消减了固网运营商过去几年来的转型努力。

事实上，站在全球市场角度看，以中国电信市场之大，成长性如此之高，如此大的市场集中度，部分固网运营商经营业绩不善的原因更多在于自身。

而全球运营商整合的趋势，尤其是美国电信市场的合并浪潮，并不能为国内电信业的重组提供足够的合理性。因为，他们的重组是一种企业行为，而国内的电信重组则是一种政府行为。

因此，无论电信重组对于推进有效竞争有多少益处，但是其对于电信从业者心理上的“溺爱”，足以消除这些结构上的努力。

     但事实上，此次听证的对象只是漫游费的上限标准。因此，作出上述论述隐含着这样一个认定：在现有市场竞争条件下，作为“个别电信企业”的中国移动并不会在给定上限的标准下，通过进一步降低国内漫游资费，获取竞争优势。

    这就意味着，只有当监管机构认为，在主叫每分钟0.6元，被叫每分钟0.4元这一节点，中国移动已经无法再通过降低漫游费，获取市场优势，从而不至于使“部分电信企业”无法承受，上述要兼顾消费者利益与电信事业发展需要的表态，才有理可循。

    这一逻辑显然并不成立。不说漫游费的成本与收益根本无法准确核定，电信市场本身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中。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在某一资费水平，市场竞争将呈现何种状态，否则，等于否认了市场的作用。

    这种逻辑内在冲突的发生有着一定的必然性。在漫游费听证过程中，在欲使用户受益（或者说享受应得之利）的同时，电信监管部门试图不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不管是“个别电信企业”，还是“部分电信企业”。但是，当电信改革推进到了今天，已经不存在推行某一政策的“帕累托改进”，即不再存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情况下，使得某方变得更好的方法。

    而在电信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这样的政策比比皆是。比如，初装费的设立与取消都曾经属于一种“帕累托改进”。初装费设立之初，用户通过付费获得了现代化通信手段的使用，电信企业通过初装费获得了发展的原始资金。而当初装费取消时，用户获得了价格上的优惠，而企业则从中收获了用户的迅猛增长。

    事实上，根据经济学原理，帕累托改进只可以在资源闲置或市场失效的情况下实现。因此，电信业该别帕累托改进适足以证明电信业的进步。而电信监管部门则必须改变过去存在帕累托改进时，那种一碗水端平的监管办法。毕竟，任何市场的利益格局必然是“失衡”的。

这事实上反映了在企业是否需要履行社会责任上存在的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存在的目的在于盈利，其通过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和产品服务，来为社会创造价值，任何对企业的额外要求都是干扰市场运行的行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是企业利益的来源，社会的和谐发展关乎企业的生存，这就要求企业必须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回报社会。

如果说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还可以通过企业出资人的自主决策来选择。对于央企来说，其国有企业属性使得围绕其社会责任履行上的意见分歧更多。而国资委这份指导意见本身也反映出了央企出资人在履行社会责任上的模糊态度。这种模糊的态度，进一步让央企在责任与义务界定上难下定论。

事实上，在中国处于发展关键的当下，提倡企业责任更大的意义在于形成一种平衡的社会结构，这一点并不因其产权属性而有所变化。

所有人都知道当今的中国经济出了问题，而问题的根源则在于内需不振，至于内需不振的原因则各有各的说法。

有人说是因为中国长期奉行出口优先政策，外向型经济发展路径造成了外汇占款，进而导致超量货币发行，引发通货膨胀。有人说是因为中国缺乏自主创新的体制与精神，这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企业大多在低利润区互相搏杀，从而无法提高产业竞争力，因此亟须进行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有人说是因为中国资源定价水平过低以及人为压低劳动力价格，从而导致市场要素的价格扭曲，造成分配制度不公，进而内需不振。还有人则说，中国缺乏对中小企业及个体创业的制度性保障，从而造成就业乏力，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还保持如此高的失业率及大规模失业现象。有人说是因为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缺位导致民众不敢放心消费，尤其是医疗、教育、住房这新的三座大山。

事实上，这些都意味着，要想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则必须改革现有过于不平衡的政治生态。而这是一种怎样的政治生态呢：社会阶层对立情绪浓厚，仇富、愤青、民粹主义充斥，盗版泛滥，假货横行。清华大学孙立平老师将之称为底层秩序的失范。但是，底层秩序为什么会失范？在中国这个讲究顺从、秩序的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当代国人，为什么会表现得理性精神如此匮乏？

有人将好的市场经济称为市场+教堂。认为当今中国人的根源在于信仰缺失，并致力于去重建这样的信仰。传统文化的复兴不仅为知识阶层所倡导，也成为政府的一种努力。他们将这种缺乏敬畏归之于对传统文化的矫枉过正，归之于文革。

但是，人们为什么需要信仰？信仰又能解决什么问题？信仰的出现是因为人对未知的恐惧，这也是多神教先于一神教出现的原因。信仰解决的只是让人可以求取一种心灵的慰藉，并不能解决社会结构问题。

事实上，当今中国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那就是权利与责任的不对等。

就政府而言，其权利与责任是不对等的。任何机构和组织都有人为扩大的倾向，由于缺少约束，这种扩张表现为对自身所承担责任的漠视。就个人而言，其权利与责任也是不对等的。对于底层民众来说，由于一种被剥夺感，他们往往在各种角落中渲泄自身的不满。当今中国的互联网为什么是一个充满着非理性的地区，与之密切相关。因此，妄想通过实名制规范网络世界的想法完全不切实际，其顶多能够带来沉寂。

而这种责任与权力的不对等也体现在企业身上。由于政府与企业的密切关联，企业享受了大量经济发展的益处，但却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这表现在其对自然环境与底层社会公众的掠夺上。

而长期的权利与责任不对等，带来的势必是经济与社会的失衡，使得危机长久积蓄，并愈演愈烈。

因此，政府必然需要通过立法规范行政行为，以平衡政府的权利与责任；通过国民教育和让权、自治，让民众获取权利；通过对企业进行社会责任要求，以缓解企业行为的不规范。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讲社会责任。

中移动总裁王建宙最喜欢的比喻是将手机比作“瑞士军刀”：未来的手机将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成为钱包、钥匙链之外的第三个人随身必备产品。但是，手机会是瑞士军刀唯一的候选者吗？在中移动看来，答案的肯定毋庸置疑。但是在其他人看来却未必如此，比如乔布斯，再比如广电总局。

在乔布斯看来，随身多媒体终端才是最后的胜利者，追求随时随地的快乐体验是人类的本能，而通信的永远在线并非必需。君不见，天天挂着耳机的“耳机族”在年轻人中随处可见，但是一个人一天打电话的时间又能有多长？因此，iPhone与其说是一部手机，还不如说是具备通信功能的新式iPod。

广电总局同样对于移动运营商试图大包大揽不屑一顾，这突出表现在其对待手机电视标准的态度上。在广电看来，消费者具有随时、随身看电视或者说使用移动多媒体业务的需求，但是这需求如何满足、基于何种平台满足要看消费者如何选择，并不是说手机现在领先了一步，未来就能步步领先。消费者既然能够在揣个手机的时候再揣个mp3，当然也愿意再带上个“移动多媒体盒子”。北京地铁中拿着PSP的大有人在。

事实上，就算是运营商对于这个未来的随身平台到底是什么也远未形成共识。为了适应人类千百年来形成的阅读纸质媒体的习惯。沃达丰和SK都向自己用户提供电子报纸——一种随身更新的阅读工具。

因此，现在的移动通信竞争事实上已经与固定通信竞争格局完全不同。对于中国的固网运营商来说，他们直面的玩家是那些虚拟运营商和各种服务的提供商。而对于移动运营商来说，他们的竞争对手除了其他移动运营商外，更重要的是其他平台提供商。这也是移动运营商面对iPhone顾虑重重的重要原因。虽然这种争夺目前并不激烈。

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何近日中国移动再次向外界强调其开放的态度。对于一个平台来说，重要的不是平台的提供者是谁，而是多少人支持这个平台。

2007年10月12日，国务院宣布了第四批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决定取消国家特殊规定的移动通信系统及终端等生产项目核准。这意味着自2004年实施的手机核准制将正式取消。
1998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加快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一文件规定，“对移动通信产品生产企业严格监管，并将移动电话的生产纳入国家指导性计划”，要求手机生产必须获得信息产业部的牌照许可。在此后长达6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对手机行业准入采取了严格的控制和审批措施。
随着2004年7月《行政许可法》及相关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2004年7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在电子信息产品类中规定，“卫星电视接收机及关键件、国家特殊规定的移动通信系统及终端等生产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这就是手机核准制的政策由来。
2004年9月15日下发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即19号令）中，点明“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是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于2005年2月19日颁布《移动通信系统及终端投资项目核准的若干规定》，并于3月底发布了首批通过核准的手机生产企业。